（來源： 文匯報）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來勢洶洶。眼下，疫情防控正處于最吃勁的關鍵階段。根據病毒解析和流行病學分析，此次新型冠狀病毒很可能來源于野生動物，這是自2003年“非典”疫情之后，自然界再次給我們敲響的警鐘。
野生動物是自然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拒食野味、保護野生動物，不單是為了保護生物多樣性，更是為了保護我們人類自己。
去年底，一種不為人知的新型冠狀病毒悄然在人群中蔓延，僅僅在一兩個月間就演變成了一場引起全國高度戒備的肺炎疫情。
縱觀人類歷史，不管是食用野生動物，還是人類對野生動物生存領地的侵蝕和剝奪，都使人類與動物的接觸面大幅增加。這不僅造成越來越多曾與人類相伴的物種瀕臨滅絕，甚至相繼湮滅在歷史長河中，同時還給病原體，包括各種烈性病毒，從野生動物向人類群體的中間傳播創造了條件。
蝙蝠
人獸共患病原體的天然宿主
蝙蝠個頭雖小，但也是種哺乳動物，和人類一樣屬于溫血動物。目前已經發現和記錄到的蝙蝠有1000多種，分布于世界各地，構成了脊椎動物亞門哺乳綱的翼手目。這是哺乳動物中物種最多的第二大類群，僅次于嚙齒目（包括老鼠、豪豬、海貍、水豚等），也是唯一一種具有飛行能力的哺乳動物。
蝙蝠的基因組里，有很多與DNA修復相關的基因，并且表達量遠遠高于其他哺乳動物。這些DNA修復基因在抑制病毒復制方面有著顯著的作用，所以雖然蝙蝠攜帶很多致命病毒，但是病毒的復制在蝙蝠體內是被嚴重抑制的。正因為自身具備很強的免疫力，蝙蝠傳播病毒的能力非常強。
不同種群的蝙蝠是眾多高致病病原體的天然攜帶者，比如狂犬病病毒、SARS冠狀病毒就是蝙蝠攜帶的。在最近幾起傳染病疫情中，科學界有種意見認為，中東呼吸綜合征（MERS）病毒的天然宿主也是蝙蝠，通過駱駝這一中間宿主傳染到人；埃博拉病毒可能的原宿主是果蝠，類似于埃博拉病毒的馬爾堡病毒的宿主則是埃及果蝠。最近，中國科學家在《中國科學：生命科學》上發表論文，推測新型冠狀病毒的自然宿主可能也是蝙蝠，而在從蝙蝠到人的傳染過程中很可能還存在未知的中間宿主。
嚴格來說，只有當從動物體內分離到病毒，才能證明它是原初的天然宿主，僅通過動物基因組序列比對作為依據，也只能說是推測性的。如果找不到原初傳染源和傳播途徑，即使這次疫情平息，之后還會有卷土重來的風險。只有找到感染人類的直接源頭與動物宿主，才能找到從根本上切斷傳播鏈的對策。
然而，尋找天然宿主源頭是個艱難的過程。非典疫情暴發后，中國科學界經過多年努力，終于成功構建了非典病毒傳播途徑大體完整的圖像——其天然宿主是云南省一些巖洞里的中華菊頭蝠，中間宿主是果子貍，病毒通過蝙蝠傳播給果子貍，最終傳染給人。
蝙蝠會把病毒傳染給很多野生動物，大多數病毒變異不會導致大問題。然而，突然有一天，病毒的某次變異跨物種傳到人類，就會引發相應的疫情。不管是食用野生動物，還是與野生動物的過度密切接觸，都給病毒從野生動物向人類的種間傳播創造了條件。
野味
破壞了獸源病原體向人擴散的屏障
人為什么要吃野味？很多時候只是由于獵奇或炫耀心理使然。事實上，總體而言，野生動物的營養價值并不比家養動物好多少。
人類從狩獵社會發展到農業社會，一個重要標志就是馴養了動物。而人類馴化動物的過程也是不斷制服它們身上各種病原體的過程。比如，人在馴化牛的過程中，承受了麻疹、肺結核、天花等可怕傳染病的折磨，直至上世紀還有瘋牛病的肆虐。對于從未被人類馴化、甚至極少與人類接觸的野生動物而言，它們身上所攜帶的病原體更是對人類健康充滿未知的巨大威脅。
野生動物原本生存在適合自身的環境里，并沒有多少機會和人類群體密切接觸。普通人能夠接觸到野生動物的地方只有在動物園。然而，動物園里每只動物的飼養都有嚴格的程序和安排，不會輕易將不同動物不經科學分析就放在一起飼養。
而在所謂的野味市場，不同種類的野生動物被關在極狹小的籠子里。這種條件下，動物很容易患病，也給病毒互相傳播提供了溫床。野生動物身上的病毒，人類可能從未接觸過，一旦發生變異，進而傳播到人身上，我們沒有充分的免疫力進行抵抗。
SARS疫情的出現，讓很多人對野生動物傳播傳染病的問題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增強了防范意識，進而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同時，對野生動物保護的重視程度也有所增強，各地相關部門對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的行為進行嚴厲查處。可時間一長，人們似乎忘記了當年的傷痛。
17年過去了，有些地方吃野味的陋習還沒有徹底改變，食用野生動物的行為屢屢發生，甚至成為新疫情再次出現的導火索。
人類與野生動物本應有一個安全距離。距離產生美，空間和時間上的距離是屏蔽人類免受儲存在野生動物個體身上的各種病原體（其中包括人獸共患病原體）侵擾的屏障。隨著人類活動范圍逐漸擴張，與野生動物的接觸越來越頻繁，人與野生動物之間的中間屏障逐漸消失，不僅侵占了它們的生存空間，也給人類自身帶來了極大風險。
叢林肉
人類貪婪帶來物種瀕危與傳染病肆虐
在“野味”名義下捕捉、飼養、銷售、處置、烹煮、食用野生動物的行為并不只是中國文化范疇內特有的現象。世界各地，尤其是在一些土著人群中，自遠古狩獵采集時代沿襲而來的食用野生動物的行為，還在以不同的形式存在著。其中，影響最大的是非洲大陸的Bushmeat。Bushmeat大概可以翻譯為“叢林肉”或“林下肉”，更多地指從棲身于非洲大陸中、西部或更廣闊地區的野生動物身上獲取的肉，特別用于描述從瀕危猿類所獲取的肉。
雖然許多英語文獻都更多地關注類人猿的叢林肉交易活動，但事實上，叢林肉交易幾乎涉及了所有的野生物種。雖然許多獵手以黑猩猩、大猩猩、倭黑猩猩和其它靈長目動物為捕獵目標，但從類人猿獲取的叢林肉的總數只占叢林肉交易市場份額的1%。
在傳統的狩獵采集經濟模式下，野生動物狩獵對于當時人類的日常生計和膳食蛋白的供應相當重要。然而，當下的野生動物狩獵已是為了叢林肉的市場交易，野生物種的生存就此受到威脅。
叢林肉獵取已導致許多野生動物數量急遽下降，也使動物棲息地流失或被破壞。如若這種狩獵活動得不到有效遏制，大批野生物種會面臨大規模滅絕的威脅。截至2016年，已有301種陸生哺乳動物瀕臨滅絕，其中包括靈長類、偶蹄類、蝙蝠、嚙齒類和各種食肉動物。
獲取、處置和食用叢林肉的過程，為一些嚴重疾病向人類傳播提供了渠道。比如，埃博拉出血熱、艾滋病病原體從動物宿主向人類的種間轉移，就是非常著名的例子。此外，炭疽病也可能與屠宰和取食有蹄類動物有關。同時，被獵取的野生動物還可能是結核病、麻風、霍亂、麻疹、流感等一系列傳染病的病源。
（作者：沈建華，系中國科學院分子植物科學卓越創新中心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