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40%”成了媒體討論科技話題的“熱數字”。先是有作者為同一人的《科研投入大國何以成為科研創新大國》、《別讓萬億科研投入成為“唐僧肉”》兩篇文章見諸報刊，作者在文中很“機智”地引用某市副市長的話：“全國科研經費大概只有40%是真正用于科技研發的，60%都用于開會、出差等”，由此，作者進行了推算，“全國萬億科研經費，就用6000億用于開會、出差”，并以此作為科研投入被揮霍浪費的證據。
一篇題為《科技部部長的憤怒警示了什么》的文章稱，“科技部部長的憤怒事出有因。據中國科協調查：我國科研資金用于項目本身的僅占40%左右，大量科研經費流失在項目之外。依據目前我國每年投入科研經費1萬億元左右來估算，這是一筆讓人驚悚的巨額資金”。此外，《科研經費運行緣何成為腐敗高發區？》、《科研經費腐敗，錯愕之后要求解》、《科研經費，不能這么瞎花》等文章也都引用了中國科協的調查數據?？磥怼?SPAN lang=EN-US>40%”這個數字的由來成了關鍵。
而早在2011年9月，中國科協通過媒體發表聲明，“中國科協于2003年組織開展第一次全國科技工作者狀況調查，并于2004年公開出版《全國科技工作者狀況調查報告》(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該報告中有關內容為：‘三、直接用于科研項目的資金比例。調查結果顯示，從全國來說，資金用于項目本身的比例在40%左右’，未有所謂‘科研經費流失’的相關內容?！敝袊茀f當時還表示，“針對科研經費數據不實報道，要求相關單位盡快采取措施予以澄清，同時保留追究責任的權利”。
暫且不論一個10年前的調查結果是否適用于當下，也不計較“直接用于科研項目的資金比例”這個提法的外延和內涵究竟如何，但凡有一點科研經費使用常識的人都知道，僅憑“資金用于項目本身的比例在40%左右”這一調查結果，如何能推斷出“60%都用于開會、出差等”這樣的結論呢？科研活動需要的水、電、氣、暖消耗等間接費用，知識產權代理費用，科技人員一直大聲呼吁要增加的人員費用，不也都是開展科研活動的重要條件嗎？更何況，參加必要的學術會議、與同行進行交流就一定等同于“游山玩水”嗎？這樣不靠譜的推論再乘上個10000億，如果不是故意的話，只能以“不負責任”來解釋。
在今天這個“閱讀快餐化”的階段，鮮明的數字往往成為媒體吸引眼球的利器。然而媒體在引用各種數字并作出解讀的時候，無論是何種“專家”所言，都需要對數字本身做一下判斷和思考，不能人云亦云，推波助瀾。以“科技成果轉化率”為例，為說明我國科技與經濟結合不夠緊密，時常會有人舉出“科技成果轉化率低”的例子，有說“5%”，有說“10%”。然而這些言之鑿鑿的數字背后有什么樣的研究成果支撐，不得而知；能夠算出“轉化率”的分子分母究竟都是什么？這些原始數據從哪兒得來的？聽起來更像是“一個傳說”。
近年來，有關研究機構圍繞當前科技改革發展的一些熱點難點問題，以科技人員為對象開展了一系列調查研究，很多研究成果和結論為科技界和決策層所重視。然而，正是由于這些結論和數字的敏感性，需要我們對這些調查研究過程本身和調查方法的科學性和合理性給予更多的關注。
例如，同樣是面對幾千人的問卷調查，隨機抽樣調查和非隨機抽樣調查的代表性有著本質的不同，得出的結論可能會大相徑庭。此外，調查問卷回收率是決定和影響調查樣本代表性的重要因素。學術界比較有共識的是，一項大型調查的問卷回收率要在60%—70%左右，當回收率低于這一比例時，研究者有責任對未回收的調查對象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及其所帶來的誤差進行分析和說明。因為這種誤差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將影響調查研究結果的適用范圍。如果你發放了4000份問卷，只收回了1000份，無論你的研究方法有多么“先進”，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樣本代表性偏差”，而這種“偏差”將直接影響到研究結論的科學性和可靠性。
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國《文學文摘》雜志關于美國總統選舉的調查。該雜志在1936年的總統選舉調查中發出的1000多萬張調查表，收回了200多萬份調查表，數量不可謂不大，然而正是這20％左右的回收率以及在抽樣框方面的失誤，直接導致調查失敗和這家雜志的關門。
當前，對于那些與科技改革發展和科技人員密切相關的調查研究，相關機構不但要公布研究結論，也應該按照學術規范的基本要求，同時公布研究方法、抽樣過程、數據分析等方面的內容，讓學術同行來檢驗研究過程的科學性。如果有條件，還可以將原始的調查數據公布于眾。
近年來，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等一批社會調查數據庫相繼向社會開放，只要是用于科學研究目的，這些調查數據就可以免費使用，而這些數據的真實性和可靠性也在同行們的使用過程中得到了很好的驗證。
用“數據”說話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用“科學方法”得出的“數據”來說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