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２０年里，政府改革曾幾度啟動，但結果皆不近人意。在２００５年年終清點改革成果時，我們看到銀行業改革、匯率改革和股權分置改革都取得了顯著成果，但作為改革重點的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和職能轉換方面，進展并不理想。
相對于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來說，由“經濟干預型”政府轉變為“公共服務型”政府，這是一場非常有深度的改革。
改革是利益關系的重新分配。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觸及政府一些部門的既得利益。每一個政府部門都有其行使權力的固定空間，如果要對這種空間進行調整，自然會觸及其現有利益。但現在有些政府部門為了獲取部門利益，不惜越位在市場中與民爭利。另一方面，本該為納稅人提供的公共服務，因為無利可圖竟然缺位。政府部門的錯位導致該做的事情沒有做好，不該做的事情做了很多。政府行為發生紊亂的一個直接原因，與政府機構的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利益化有關。
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政府革自己的命。長期作為改革領導者、組織者和推動者的政府部門，在改革的深化過程中，本身成了改革對象。自己改自己，甚至是大幅度地放棄自身擁有的權力和利益，畢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積極性也會受到影響。同時，政府通過行政手段主導改革的能力也受到了嚴重挑戰。一般說來，改革的動力來源于改革的受益者，但在當前情況下，改革攻堅的阻力恰恰卻來自改革的受益者。改革開放產生了一些新的利益集團，其中的部分人，現在正處于“最佳狀態”。他們既反對倒退回計劃經濟體制，也不贊成繼續推進改革，極力維持現存利益格局。這些新的利益集團和原有的利益集團交叉并存，形成相當復雜的利益關系，并對我國的改革攻堅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涉及到整個的政治體制改革，有較大的艱巨性和復雜性。中國政治體制分為上端和下端，過去２７年來我們主要在政治體制下端進行改革，五次主要是集中在政府治理這個層面上，而政治體制上端改革則相對滯后。
以去年的宏觀調控為例。這次的經濟過熱，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推動起來的，而地方政府之所以有能力推動經濟過熱，就與政治層面的問題有關。比如我們目前對政府官員的選拔考核機制，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那種看重經濟指標、做表面文章、注重政績工程等不良傾向。許多干部片面地認為只要經濟發展了，有政績，就能提升。正是在這種思想下，一些地方政府盲目上馬了許多新項目。可見，如果改變對官員的選拔體制、考核機制，就可能對改變地方政府的行為產生深刻影響。
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牽涉面寬、觸及利益層次深，有很高的難度。盡管如此，這項改革由于已處于整個體制改革的中心地位，沖刺難點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必須站在正確的基點上，運用科學方式堅決穩妥地推進。
首先，我國各方面的改革都處在關鍵時期，建立改革協調機制和機構非常必要。從去年的宏觀調控看，政府各部門的某些行為，不僅具有部門局限性，而且還具有較強的自身利益特點。無論投資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還是社會體制改革，都在不同程度上觸及部門利益、中央與地方利益。因此，著力推進改革，需要高層次的綜合協調。
其次，大力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以往政府改革的困難，就在于政府當事人對改革既無動力，又無壓力。其實，改革政府并非僅有機構改革一途。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官本位”，說穿了，是因為“權能生利”。政府的權力和利益很大程度上來自于審批權，可以想見，把“改革審批”作為突破口，對政府釜底抽薪，審批制改革一旦成功，機構改革便可順水推舟。所幸的是，把審批制過渡到備案制，如今已成中央的大政方針。中國加入世貿，國際社會也要求我們取消審批制。改革行政審批制度，乃大勢所趨。
再次，堅持把政府自身改革、事業單位改革與加強執政黨建設和改革緊密結合，整體推進。以往我國在政府自身改革方面存在低效率現象，究其原因，大概還不能簡單地責怪政府本身，因為在政府公共治理的后面還有著復雜的體制制約因素。如果在政府自身改革的時候，沒有政治體制改革有效配合的話，行政體制改革孤軍深入是很難取得顯著成效的。推進中國政府自身改革，從總策略選擇和路徑來說，應當遵循一種整體推進的策略。有整體的制度設計，整體推進，才可能取得實質性進展。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執政黨的改革，主要是解決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問題。那么，對政府來說就應該重點解決科學行政、民主行政、依法行政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