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所得稅于1779年在英國首創，而我國則于1980年才開征這一稅種。雖然我國個人所得稅開征的時間不長，但個人所得稅稅收的增長很快。1980年全國個人所得稅僅征收16萬元，2005年已超過2000億元，成為我國繼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和營業稅之后的第四大稅種，為我國財政收入的增長起到了積極作用。然而，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不斷向前發展，個人所得稅日益暴露出許多問題，雖然2005年進行了修訂，但筆者認為個人所得稅在稅收公平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問題。
在制度公平方面存在的問題
1.采用分類所得稅制，難以體現公平稅負原則
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制把征稅對象分為11類，對不同的來源所得分項征收，分項制定征收標準，這與當時的個人收入來源渠道相對單一情況是相吻合的。然而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人們的收入來源渠道逐漸呈現出多樣化，而且有些收入來源很難逐項列入稅收法規，如代幣購物券、實物等，以致引發稅款流失。這對于那些取得常規收入并按時足額繳稅的納稅人來講是不公平的。同時，由于分類所得稅是按不同來源所得分別課征，這就無法測定納稅人的實際負稅能力，且容易產生所得來源多且綜合收入高的人少繳稅，而所得來源少且相對集中的人卻要多繳稅，從而很難體現稅負公平原則。如甲、乙兩位每月的收入分別為3000元和4000元，甲的收入全部為工資薪金所得，則按稅法規定應納個人所得稅為（3000-1600）×10%-25=115元；乙的收入2000元為工資薪金所得，750元為房屋出租所得；750元為稿酬所得；500元為應邀講學收入，則按稅法規定其應納個人所得稅為（2000-1600）×5%=20元。可見，收入高的人，納稅卻少；而收入低的人，納稅卻多，顯然這是不公平的。
2.費用扣除標準有失公平
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標準的規定過于簡單，沒有區分為取得收入所必須支付的必要費用和為維持勞動力簡單再生產及家庭開支所發生的生計費用。另外，我國費用扣除標準中也沒考慮納稅人贍養人口的多少、健康狀況等所引發的不同開支水平，以及通貨膨脹、醫療、教育、住房等不同情況，而是統一按照一個標準實行定額或定率扣除。這對于那些收入相同但所發生的必要費用和生計費用多的納稅人來說無疑是不公平的。
3.稅率結構不合理，稅負不公平
由于現行個人所得稅對不同來源的所得制定了不同的征收稅率，因此，會出現等額收入而稅額不等這種稅負不公現象。如對同樣是勤勞所得的工資薪金所得和勞務報酬所得規定適用不同的稅率，前者適用5%~45%的九級超額累進稅率，后者適用20%~40%的三級超額累進稅率。對同樣是月收入3000元的A、B來說，A全部為工資薪金所得，則應納個人所得稅為（3000-1600）×10%-25=115元；B全部為勞務報酬所得，則應納個人所得稅為（3000-800）×20%=440元。可見，在同樣是勤勞所得同樣收入的情況下，兩者的稅負卻是不等的，A稅負為3.83% （115/3000×100%），B稅負為14.67%（440/3000×100%），B的稅負遠遠超過A的稅負。另外，現行稅法規定對個體工商戶生產經營所得、承包承租經營所得等非勤勞所得使用5%~35%的五級超額累進稅率，這與對工資薪金所得及勞務報酬所得所適用稅率相比，有非勤勞所得輕征稅而勤勞所得重征稅的傾向。
在管理公平方面存在的問題
1.高收入階層控管不力導致對工薪階層不公平
有資料表明，我國目前20%的高收入階層只負擔約10%的個人所得稅，而在美國則是5%的高收入階層繳納了近50%的聯邦所得稅。相比之下，我國高收入階層交稅較少，而工薪階層的工薪收入則成了個人所得稅最重要的稅源。為什么會出現高收入階層少交稅，而工薪階層多交稅這種反常現象呢？原因在于我國當前對工薪階層形成了較為完善的代扣代繳制度，而對高收入階層則尚未形成一套完善的征管機制，致使高收入階層偷逃個人所得稅現象越演越烈。這種納稅狀況顯然是違背公平稅負原則的。
2.偷逃稅行為懲治不力導致對誠信納稅人不公平
我國雖在有關稅收法規中對偷逃稅行為作了明確的懲罰規定，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往往會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而“走樣”，出現以補代罰，以罰代刑，甚至會出現有法不依的現象。如前幾年鬧得沸沸揚揚的某明星涉嫌偷逃稅事件，從最初的依法刑事拘留到最后的無罪釋放，補交罰款和滯納金這一變化中可窺見一斑。
促進我國個人所得稅公平稅負的改革建議
1.從分類稅制模式轉向分類綜合稅制模式
世界各國個人所得稅課稅模式基本上有三種：分類所得稅制、綜合所得稅制和分類綜合所得稅制。在這三種稅制模式中最能體現公平稅負原則的當屬綜合所得稅制。當前絕大多數西方發達國家的個人所得稅制經過改革后采取的都是這一模式，而且許多發展中國家也都傾向于采用這一課稅模式。但考慮到我國當前的稅收征管水平及各種外部環境的限制，為了既增強個人所得稅的公平性，又具有可操作性，當前在我國采用分類綜合所得稅制最為合適，然后在此基礎上，逐步提高征管水平，逐步改善外部環境，進而最終實現向綜合所得稅制的過渡。按照分類綜合稅制模式，要將不同性質、不同來源的每一種所得進行細化分類。對屬于勞動報酬所得并有費用扣除的應稅項目，如工資薪金所得、勞務報酬所得等合并統一，實行綜合征收；而對于屬于投資性又沒有費用扣除的所得，如利息、股息等則實行分類征收，或對部分所得先分類征收，再在年度終了時申報全年綜合所得。分類綜合所得稅制兼具有分類所得稅制和綜合所得稅制的優點，既有利于簡化稅收征管，更有利于實現稅負公平。
2.優化稅率結構
對于同樣是勤勞所得的工資薪金所得和勞務報酬所得應調整為共同使用一套相同的超額累進稅率。同時借鑒國際上縮減稅率檔次的改革經驗，可以把稅率檔次由原來的九級調整為五級，稅率調整為5%、10%、20%、30%、35%。這樣一方面實現了工資薪金所得和勞務報酬所得間的稅負公平，另一方面也達到了與個體工商戶生產經營所得、承包承租經營所得等非勤勞所得之間稅負上的一致。
3.調整費用扣除標準
在確定費用扣除標準時，應結合納稅人的具體情況來制定，而不應一刀切。費用扣除應綜合考慮納稅人婚姻狀況、家庭成員數、贍養老人費用、撫養子女費用和提高自身素質等其他方面所發生的費用。對于社會上的弱勢群體要適當增加扣除標準。同時，扣除標準應隨物價水平、收入水平的變動、社會保障因素的變化而相應進行調整。這樣有助于不同納稅主體稅負公平的實現。
4.加強對高收入階層的監管，加大對偷逃稅的懲治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