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三國，離不開漢魏；說漢魏，離不開曹操；說曹操，離不開許昌。
“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曹操《蒿里行》）在漢末的社會動亂中，廣大人民遭受了深重的苦難，不僅社會秩序蕩然無存，而且連最基本的生存權利都沒有保障。面對這種局面，曹操希望盡快恢復社會秩序，重構一個理想社會。正如他在《度關山》一詩中寫道：“天地間，人為貴。立君牧民，為之軌則。車轍馬跡，經緯四極。黜陟幽明，黎庶繁息。于鑠賢圣，總統邦域。”歷史的風云際會和自然的地理形勝以及歷史的文化傳統，使曹操得以能夠以許昌為基點來追求自己的宏圖遠志，他創造理想社會的偉業從許昌開始，并由許昌而走向輝煌。
曹操重構理想社會的政治基礎在許昌。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親至洛陽朝見漢獻帝，隨后遷都于許，取得了“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政治優勢。這種政治優勢使曹操在政治上始終立于不敗之地。曹操與漢獻帝的關系是非常密切的，建安十九年二月，漢獻帝遣人聘曹操二女入宮。而在建安二十年正月，他又立曹操的二女兒曹節為皇后，這就是獻穆曹皇后。曹操在著名的《讓縣自明本志令》一文中非常誠懇地說：“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強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所以，對于皇家的禮儀與特權，他也是非常維護的，如《魏志·陳思王植傳》載：“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曹操之所以能夠在許昌站住腳，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在政治上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
曹操重構理想社會的軍事基礎在許昌。對曹操而言，其軍事行動往往都是其政治活動的延續。在初平三年（192年）的青州戰役中，他將黃巾軍徹底擊敗，獲降卒三十余萬，人口百余萬，從此青州兵成為曹軍的精銳。建安五年官渡一戰，曹操徹底擊潰袁紹的軍隊，在建安九年又取得了鄴城戰役的勝利，建安十二年遠征烏桓取勝，建安十六年大破關中諸軍。他先后戰勝了袁術、呂布、張繡、袁紹、劉表、張魯和馬超等割據勢力，完成了對北方的統一，以許昌為中心的中原地區獲得了穩固而持久的和平。
曹操重構理想社會的物質基礎在許昌。著名的許下屯田為曹操統一北方和解決民生問題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建安元年正月，曹操在許昌頒布了著名的《置屯田令》：“夫定國之術，在于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并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他深刻地指出，秦國之所以能統一六國，漢武帝之所以能夠定略西域，都是以解決糧食問題為前提的。曹操的許下屯田，成為“奉天子以令不臣”之外的又一有力措施，不僅在當時影響巨大，而且對后世也影響深遠。
曹操重構理想社會的文化基礎在許昌。曹操在逐步統一北方的同時，還吸引了大批文士，形成了以“三曹”（曹操、曹丕和曹植）為核心的許昌文人集團。建安詩歌便是社會由分裂動蕩趨向統一這一歷史時期的文化產物。“世積亂離，風衰俗怨”的時代特征，建安文人開闊博大的胸襟和追求理想的遠大抱負與積極通脫的人生態度以及直抒胸臆、質樸剛健的抒情風格，形成了建安詩歌梗概多氣、慷慨悲涼的獨特風貌，為中國詩歌開創了一個新的局面，并確立了“建安風骨”這一詩歌美學風范。正如劉勰《文心雕龍·時序篇》所言：“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瑯；并體貌英逸，故俊才云蒸。”
曹操重構理想社會的人才基礎在許昌。曹操平生重視人才建設，曾先后三次發布《求賢令》，提倡唯才是舉的人才戰略，許昌的荀彧、荀攸、荀悅、陳群、郭嘉、趙儼、戲志才、鐘繇等一大批名士匯聚在他的麾下，形成了英才云集、共創大業的鼎盛局面。《魏志·陳思王植傳》裴松之注引《典略》載曹植與楊修書曰：“昔仲宣獨步于漢南，孔璋鷹揚于河朔，偉長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璉發跡于大魏，足下高視于上京。……吾王于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纮以掩之，今盡集茲國矣。”曹操的一系列重大決策行動，幾乎都有許昌謀士的參與，而善于采納優秀人才的正確意見也是曹操最突出的特點之一。如初平三年，毛玠就向曹操提出了“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軍資”的戰略性建議，曹操深以為是。建安元年，曹操采納棗祗的建議，在許下募民屯田，當年即大見成效，得谷百萬斛。有效地利用許昌和其他地方的人才資源是曹操取得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
